谢昌云这场与何应钦的碰撞，实际完全可以不必闹到这个地步，谢昌云在中间哪怕表现有一丝避让，何应钦也不会得寸进尺。
可谢昌云偏不这样，他在快速考虑之后，马上选择了与何应钦争锋相对的做法，其主要原因并不是他眼里容不得沙子，而是想借机保持与何应钦的距离，以使自己处于一个可进可退的位置。
蒋介石以下，黄埔系基本是分为何应钦和陈诚两大派系，目前自己已经与陈诚有了良好关系，如果再同时与何应钦走近了，老蒋免不了会有所警惕，对自己下一步的发展将十分不利。
然而，不与何应钦走近，总的有一个借口吧？
宋美龄对何应钦始终耿耿于怀可以是其中原因之一，但未免让人觉得自己太依附于旁人而无主见，甚至会引人耻笑。
这下好了，何应钦主动送上来了一个机会，自己这么一闹，双方自然很难再贴近了。而自己在手段上再把何应钦与其部下将领区分开来，矛盾只针对何应钦一人，对其他则该帮的帮、该用的用，既表现了自己公私分明，同时也不至于树敌过多，并间接的为以后的往来留下一条通道。
毕竟，何应钦是总参谋长兼军政部长，虽表面不往来，但实际上很多事情上并不可能完全绕开他。而且何应钦以前虽持对日退让主张，但抗战爆发以来却一改前非，这也是谢昌云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
但不管怎样，有强大的军事与经济实力为后盾，在如何处理各方关系方面，谢昌云无疑有着很大的选择余地。
接下来，人们原来所担心的广东向军政部提供特效针剂和新式武器装备的计划的执行，都未受到任何影响，谢昌云也继续忙碌于九战区的军务，并以其将年轻人的刚直血性与高级将领的顾全大局融入一身的形象，而受到了军政界广泛的赞誉。
江南日军在占领长山之后，立刻以高射机枪、重机枪等直瞄火力居高临下封锁住了马当要塞守军的一切表面活的，并从下游运来了大量小艇，运载部队渡过江岔强攻马当薄弱的后侧。
长山失陷的仅隔一天之后，马当要塞也因不敌日军三面夹击而宣告陷落。
由于清理封堵航道的沉船以及水雷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这时北岸日军在于中国军队连日激战之后，已迫近湖北黄梅，并以一部兵力向与九江隔江相望的小池方向展开攻击。虽然其以一个师团另一个支队（加强旅团）兵力不可能独取武汉，但已经对武汉第二道防御圈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一只腿短，历来是兵家之忌，但让北岸兵团停止等待、让中国军队借机调整兵力重整被打的支离破碎的防线，也是更不可能的。
于是，冈村宁次便下令属下第九、第一零六师团不必等待长江航道疏通，而于陆路先行攻占彭泽，并伺机夺取湖口要塞，为舰船在航道疏通之后直抵九江、并为占领长江重镇九江和为北岸兵团补充给养抢出时间。
不过，鉴于中国的十二集团军部署在长江南岸九江一带，所以冈村宁次很快又下达了一道补充命令，令南线兵团在占领湖口之后就不得再冒进，必须等获得了海军舰队的舰炮支持，才能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冈村宁次自认为这是一个既积极、而又稳妥的办法。
由于趁中国军队换防的机会，以迅雷之势连续拿下了长山和马当，撼动了整个长江防线，使企图凭借坚固据点据守的中国军队猝不及防，再重新调整部署至少需要几天的时间，设置防御尚且仓促，更不要谈能迅速调集精锐部队进行有反击了。
冈村宁次需要的就是充分利用突然闪出的这几天间隙。
作为一个帝国优秀将领，决不能放过战场上的任何一个机会。
如果不是谢昌云做了利用马当和长山为诱饵来引日军上钩的充分准备，冈村宁次的这一计划可称得上是无懈可击。
但冈村宁次绝未料到他的对手竟敢以放弃长山和马当为赌注，来争取掌握其后的战役主动权与他进行博弈。
谢昌云也同样的需要这几天的空隙，否则日军舰队一旦沿江而上封锁江面，不仅过江歼敌不再可能，而且打击江南日军的计划也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
同时，广东研制的专用于对付日军舰队的新式武器正在最后实验阶段，还需要半个月左右才能提供给前线使用。
十月七日，江南日军一零六师团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开始向彭泽发起进攻。
由于长山和马当已失，原来为统一两处指挥所做的调整计划已失去作用，所以军事委员会在马当陷落的当天晚上，就将彭泽又划还给了第九战区。
接到江南日军开始向彭泽进攻的报告后，谢昌云打电话对接替李蕴衍任十六军军长的董钊道：“董军长，你我之前没有过直接交道，但我对你也是有所耳闻。为了免去你对我的揣度，我可以对你以直言相告。彭泽你可以守不住，但彭泽西南的太平关直至江边这条防御线是我给你的最后底线。五天时间内你守住了，我自会为你向军事委员会申请战功，并优先补充所有人员武器的损失。如果限期之内守不住，那我只能让你成为抗战以来国军任期最短的军长了。”
董钊放下电话摸了一把汗，便立刻把下属一六七师的新任师长和二十八师的副师长（师长由董钊自己兼任）以及各旅长召集到了军部，将谢副长官的命令压低了一个级别以自己的口吻照转之后，而且还补充道：“二十八师自我以下凡有后退和怯战者立刻枪决，打到最后一个人我亲自上。一六七师于长山失利已背负耻辱，这是你们一个挽回的机会，怎么样办你们自己斟酌。只有一条你们要记住，我们后面就是十二集团军，你我都无路可退，届时即便我放你们过去，但你们能不能过去谢副长官和十二集团军那一关，我就无从知晓了！”
这段话实际等于告诉了各位手下将领，后退是死，战则还有一线生存希望。
师旅长们都带着背水一战的悲壮离开了军部。
黄埔一期的董钊如此听命谢昌云，除了军法无情之外，其中也另有原因。
西安事变后董钊随中央军进驻陕西，作为陕西同乡和旧识，同时也为了配合蒋介石“以陕治陕”的策略，董钊入陕后与孙蔚如等来往密切，还曾经一度担任了西安警备司令，直到抗战爆发数月以后才调出陕西，期间多次听到孙蔚如等对谢昌云在关键时多次鼎力相助西北军的赞誉，因而对谢昌云生出许多好感。这次归入谢昌云麾下，尽心效力之心已是先而有之，再加上有了西北军的前鉴，对谢昌云优先补充的承诺深信不疑，因此此番也是豁出来一搏了。
在部署江南的同时，谢昌云更为密切的关注着江北的战况。
日军江北兵团以波田支队和一零一师团交替打头阵，从安徽太湖一直杀进湖北先后击溃了徐源泉和李品仙等部的阻拦，前几步伐几乎是势如破竹。
但是进入了湖北之后，就开始遭遇到了中国军队空前有力的抵抗。
从宿松到黄梅这一段几十公里的距离为大别山余脉，多为连绵的低山和丘陵，而丘陵继续向南延伸到了尽头之后，就是大片的湖泊与湿地滩涂，一直与长江相连，中间根本没有可供的部队通过的路径。
日军要想攻占黄梅，就必须选择较高山脉与湖泊之间、宽度数公里到十余公里不等的丘陵地带为进攻路线。
这样的地势，对攻守双方来说各有利弊。
对于进攻的日军来说，其利是可以有效展开兵力，选择多点进攻。其不利在于丘陵延绵，任何一处都可被中国军队用来建立防御阵地。此外，对这种极利于使用装甲突击的地形，日军的战术思想和装甲战车的数量就显得十分不足了。
而对于担任防御的五十四军，这种并无明显关隘的地势，很难做到在一点上持久坚持，而且还要布置足够宽度和足够纵深的防线，否则就极易被日军迂回。
但利用延绵不断的丘陵，经过有效准备，便可形成多点支撑的大纵深防御体系
而且五十四军的任务是迟滞日军的进攻而不求固守，手上有又相对充足的兵力，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地形不利于己的一些方面。
所以，五十四军以大部兵力担任阵地防御，以少部兵力作为机动力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丘陵为核心，以周围数个丘陵构成一个防御体系，形成了互相交错的多道防线。
而且在前沿的兵力和火力配置方面，因为有了谢昌云支援的大量机枪，所以便采用了兵力少、火力强的配置方式，基本做到了排级阵地不少于五挺轻机枪，连级阵地不少于两挺重机枪，在阵地的后方还布置有可以频繁移动、迅速射击的迫击炮火，专门对付日军的掷弹筒和重机枪。此外还有十余门七五野炮，专用于危急时对付日军的集群目标。
所以除了没有永久性工事之外，五十四军的整个防御体系的设置应该是很完备的。
但是这种完备也只是相对自身现有的装备水平而言。
日军一个师团和一个旅团所拥有的火炮、战车以及空中力量，还是在打击火力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所以，日军江北兵团与五十四军一经接触之后，战斗很快就进入到了白热化程度。
双方激战五天，日军终于以伤亡两千一百余人的代价进至到了据黄梅六公里的地方，并计划休整和补充三天之后，再以一零一师团对黄梅方向继续保持攻击，而以波田支队转向与九江隔江相望的小池方向进攻。
日军不休整也不行了。
除了连续行军作战的疲惫之外，在五天的战斗中，中国军队几乎在每道阵地上都布置有位置非常隐秘的神枪手和反坦克手，使指挥官、专业士兵和重装备战损的比例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日军各级军官竟累计伤亡了一百一十七名（其中含阵亡大佐联队长一名、少佐大队长各一名，重伤少佐大队长一名），正副机枪射手和掷弹筒射手伤亡一百九十余名，还被击毁击伤了战车九辆。
此外日军的弹药也损耗极大，最后一天的战斗结束之后，炮弹平均只剩了半个基数，子弹也只有不到一个半基数。
但由于日军在地空火力以及整体战术素养方面还是明显高于五十四军，所以五十四军战斗伤亡总数达到了四千六百余人，其中有二千二百余人是被日军飞机空袭所致，所投入的一个七五野炮营也损失过半。
另还有十二集团军前来支援作战的十九名迫击炮兵、一名狙击手和两名火箭筒手阵亡，四门迫击炮被毁。
阵亡人员中包括了一名中尉副连长和一名少尉排长。
而牺牲的那名狙击手，更是在历次作战在共毙伤了含一个日军少将、七个佐官在内的六十八名日军的超级功臣，并且是宝鼎勋章的获得者，而这次却没躲过日军大炮射出的一颗偏弹。
连在武汉的谢昌云听到了这一不幸的消息后，也靠在椅背上仰天悲痛了好长时间。